陳延年與廣東區委：

建黨元老周佛海被清除出黨

廣州市文明路194---200號，因為是廣東區委舊址，吸引很多人前去參觀，了解曾經發生在這里的故事。有個人，是這里大多數故事的主角，他將中共建黨元老周佛海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提交區委討論，并且堅決將其清除出黨，也是他，牽頭組建了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為日后中國共產黨建立紀檢監察機構提供了經驗。他，就是陳延年。

陳延年，1898年出生，安徽省懷寧縣在城鄉(今屬安慶市)人，陳獨秀長子。1924年9月底，陳延年奉命到廣州工作，在廣州工作的3年多，是陳延年短暫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初來廣州，陳延年碰到一個語言難題他不會講廣州話，這讓他接近工人和農民有不少困難。為了克服語言上的障礙，他經常到萬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與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學拉黃包車，向他們學講廣州話，同時，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他向工人講革命道理，啟發他們的覺悟，還教大家團結起來，用集體力量來反抗黑社會的敲詐勒索和警察的欺負。廣州人力車夫迅速組織了起來，成立了工會，會員達數千人，成為廣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一面旗幟，在后來的省港罷工和廣州起義中發揮了骨干的作用。一個開始不會講廣州話的人，能夠把社會最底層的人力車夫組織起來，陳延年的組織能力可見一斑。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周恩來為廣東區委委員長，不久又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陳延年任區委秘書兼組織部長。中共四大后，1925年2月，陳延年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擔任此職務一直到1927年春。當時的廣東區委，領導著廣東、廣西、福建西南部和香港地區的革命斗爭，所以，陳延年有“共產黨中的兩廣王”之稱。

但是，陳延年來廣東區委之后，碰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建黨元老周佛海違反黨紀的問題。周佛海早年留學日本，曾參與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他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參加完中共一大后，周佛海返回日本繼續留學，實際上便與中共組織少有聯系，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后，他應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戴季陶邀請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每月能領到400多塊大洋，周佛海對自己的“引薦人”戴季陶感恩戴德，對中國共產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當時的周佛海，依仗著老黨員資歷自由散漫，目無組織紀律，經常擅自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并時常發表與黨的策略相違背的言論。陳延年親自找他談話，對他進行過批評教育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后來周佛海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系。為此中共廣東區委報請中央同志，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1924年脫黨。對周佛海的處理贏得了廣大黨員的擁護。

廣東區委舊址內景

陳延年很早就看到了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在主持區委工作期間，他與周恩來一起健全了區委的領導機構，設立了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宣委)工人部(工委)、農民部(農委)婦女部(婦委)、軍事部、學生運動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等機構，并成立了主席團(常委會),以加強集體領導。還規定了嚴格的組織生活和會議制度。區委常委會原則上每月至少開會兩次，必要時還要召開臨時會議或緊急會議，一切重大問題，都提交會上討論，作出決定后分頭貫徹。有時區委會議不能如期召開，陳延年就先與各條戰線負責人開小會討論決定，然后再向區委會議報告。有關全面性的問題，他則堅持召開區委會議討論決定。他經常強調黨的紀律，指出每個黨員不論其職位高低，都必須參加黨的小組會或支部會，經常學習黨的文件和指示，討論黨的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規定凡無故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者，或給予批評，或予以警告或紀律處分。他還派人到外縣黨委巡視，具體指導黨組織的建設工作。陳延年強調要“推進黨的教育與訓練”，把培養革命干部列入議事日程，區委逐漸建立了黨課制度，開辦學習班、訓練班、黨校等，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基礎知識。今天的廣州市東皋大道，當年的廣東省農民協會舊址，1926年，廣東區委在這里開設了一所黨校，大批黨員干部來系統地接受輪訓。  

 豎立在安徽省懷寧縣的陳延年像

陳延年及中共廣東區委的努力，使得中國共產黨在領導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中經受住了考驗，這次大罷工堅持長達16個月之久，是中國工人運動乃至世界工人運動史上規模最大、堅持最久、影響  深遠的一次罷工，重創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大大鞏固了廣東革命策源地，促進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隨著革命形勢和工農運動的迅速發展，廣東黨組織也迅速發展。到1927年3月，廣東區委有9000多名黨員，是當時全國黨員人數最多、組織機構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戰斗力的地方黨組織之一。

1927年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屆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延年被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不久，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27年6月26日，在上海工作的陳延年因叛徒出賣被捕。敵人用盡酷刑，也沒能從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東西，殘忍地將他殺害。7月4日英勇就義，犧牲時，陳延年年僅29歲。